第 12 部分（2 / 3）

人们称此为“福利综合征”。主要由于全国福利权组织（NWRO）这类机构的工作—该组织的分部已遍及50个州，穷人不再觉得申请福利有任何名誉问题。对于“吃政府救济粮”，人们曾胆怯或者羞愧，但现在数以万计的人在敲响本地福利办公室的房门，索取他们自认为有权领取的收入。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作家兼学者米基·考斯（Mickey Kaus）在30年之后直截了当地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福利爆炸’之前，有人制止或阻拦许多贫穷的黑人领取福利。”

所以福利爆炸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权运动的副产品。与犯罪的猖獗类似，其原因之一或许是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向外转移，这使城市黑人几乎无法继续维持生计。很明显，不论是什么导致了福利领取者的增多，这只是助长了许多美国人日渐强烈的一种情绪，用里根的话来说，就是“傲慢的官僚”正在夺走他们来之不易的收入，将其转给一些不配得到这笔钱的人。里根也许是以品性来界定那些所谓的不劳而获的人—他们是“刮福利油水的人”，但毫无疑问，他的许多支持者是以肤色来界定那些人的。

虽说种族是首要的动因，但白人对民权运动的反应仅仅是因种族而起的吗？

性、毒品与摇滚乐

啊，爱的夏天！当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即“婴儿潮”一代回首青春时，或是回首他们渴望拥有的青春时，20世纪60年代闪耀着令人追忆的美好光辉。但在当时，美国人大多对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感到震惊与愤怒，而不是向往。

反主流文化为何会兴起？也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存在一些明显的因素。奇迹般的经济绝对是原因之一：既然维持生计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似乎也不高，因为总可以浪子回头，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事实上人们应当怀疑，对于嬉皮士运动的终结，1969~1971年尼克松任期内的经济衰退所起的作用，也许大过了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塔蒙特演唱会上发生的暴乱。在那次衰退中，失业率从3.5%升到了6%。

同时，当人们对繁荣已经习以为常时，厌恶与藐视的情绪就可能滋长。年长一代的白人对于能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感到满意、喜出望外，年轻一代则衣食无忧、随心所欲。在1967年的影片《毕业生》中，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杰明在他父亲的朋友要他注意听话并告诉他“就四个字—整形外科”时，感到灰心丧气。本杰明在努力向父亲解释他的坏情绪时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能“有所不同”。

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类似，人口结构的变化肯定起了作用。反主流文化运动大约在1964年兴起，在那一年，“婴儿潮”一代的排头兵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单凭庞大的人数，年轻人就能比较容易地与其长辈的文化习俗决裂。也有科技变革的因素，女用避孕药的发明使性尝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方便。另外，60年代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人。他们经受了大量画面（与广告）的轮番轰炸，其本意虽说在于推销产品，但也产生了削弱传统价值观的效果。

青年的叛逆令许多美国人震骇、怒气冲天，尤其是罗纳德·里根。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承诺“就遭人指控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里的共产主义与公然的不良性行为进行调查”。他谈到了“我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极其邪恶的聚众淫乱”，有一次还宣称手上有证据表明，阿拉梅达的地方检察官已调查了一起演变为“放荡聚会”的学生舞会，学生们在一块大屏幕上展示了“裸体男女的画面，他们摆出挑逗的姿势、煽动情欲、相互爱抚”。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调查，和开凯迪拉克的“福利女王”一样，这场舞会演变成的放荡聚会只是里根头脑里的臆想。

这些事今天听起来都是很可笑的。共产主义与不良性行为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恐惧！我们几乎总是要进行一些空想式的心理分析：这位未来的总统为何如此痴迷于研究伯克利的大学生在做什么？但对美国中产阶级而言，20世纪60年代社会规范的变迁带来了真实的焦虑。一方面美国人害怕遭到抢劫，因为在刚刚变得危险的城市，很多人的确有这样的遭遇；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接受反主流文化、吸毒、辍学，而那也的确发生了。

但是，鉴于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政治经济状况，问题就在于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改变了许多选民的投票。大多数人不赞同那些孩子们的行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71年哈里斯民意调查问道：“你觉得嬉皮士对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损害社会？抑或你觉得他们对所有人都没有多大的害处？”只有22%的受访者说嬉皮士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说他们没多大害处，53%的人说他们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许比民意调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动，他们可是很想利用公众对美国事态的沮丧彷徨来大做文章的。读一下尼克松及其副总统斯皮罗·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