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部分（2 / 3）

主党人？南方白人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民主党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耻原因。虽说当年民主党已打起经济平等的旗帜，但它却心照不宣地认可了“吉姆·克劳法”。直到后来民主党也打起种族平等的旗帜时，以反对奴隶制起家、后来却成为富人保卫者的共和党才逐渐赢得南方。我将在本书的后面详述这一换位，尤其是在探讨里根何以在1980年获胜的时候。

南方为何从一开始就支持民主党？南北战争遗留的积怨是原因之一。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南方的民主党人只要在竞选中反对亚伯拉罕·林肯，便能取胜。

但是，由于南方比美国其他地方穷得多，它也从“新政”中获得了额外多的好处。现在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南方各州要稍微穷些，但在50年代南方算是穷困潦倒。直到1959年，密西西比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 000美元（以今天物价折算相当于5 000美元），这意味着其平均生活水平仅相当于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富裕州的40%。而且，当时美国其他地方已城市化，南方却仍是一个乡村气息浓重的农耕地区。到1950年，除南方之外的美国各地，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数量的3倍，而南方的农村人依然多于城市人。

因此，“新政”对南方而言几乎是稳赚不赔。一方面，罗斯福对富人与公司征收的重税，对南方几乎不构成什么负担，因为那里富人极少，其公司也主要为北方人拥有。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乡村供电等“新政”举措对于低收入劳工尤为重要，而他们是南方人口的主体。就算在今天，南方对福利国家的极度依赖仍会偶尔影响美国的政治：2005年当小布什想要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时，他的幕僚们发现，在2004年支持他的各个“红色州”，尤其是南方州，其反对情绪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强烈。

可以这么说，尽管南方存在种族裂痕，其当地政治又保守反动，但由于贫困，该地区能从福利国家中获益良多，于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南方愿意有限度地支持北方的自由派。但是，南方白人支持的政策只严格局限于某些类型。当杜鲁门试图完成“新政”大业，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建立类似于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完整的福利国家，即全民医疗保险时，这一点就至为明显了。

1946年杜鲁门提议建立一套全民医疗保险体系，采取类似今日加拿大制度的“单一支付者”模式。一开始他似乎有很好的机会推动该方案获得通过。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构建全民医疗保险，本应比在今天容易得多。1946年医疗方面的开支总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现在则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6%。况且，在40年代，由于私人医疗保险仍是一个羽翼未丰的产业，保险公司并不像现在这样构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医药业游说团体还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1946年的舆论也强烈支持建立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

但杜鲁门的努力失败了，美国医学会（AMA）要为这一失败负主要责任。它花了500万美元抵制杜鲁门的方案，按经济规模折算，这相当于今天的2亿美元。美国医学会肆无忌惮地滥用医患关系，为阻挠全民保险的实现，它招募家庭医生游说其病人。美国医学会排斥那些支持杜鲁门方案的医生，甚至要求取消他们的行医资格。美国医学会指导医生如何向其病人说教，宣讲“公费医疗”的邪恶，这些说辞在今天读来也令人震惊不已。

但美国医学会并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击败了杜鲁门的方案，南方民主党人对全民医疗保险的反对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虽说穷困的、许多人无力获得足够治疗的南方原本能从其中获得免费的经济利益，但南方的政客认为，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将迫使南方将其医院对各种族平等开放。他们或许是对的，1966年为老年人建立的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在许多方面与杜鲁门想为所有人建立的制度一样，其结果之一就是医院的种族隔离在美国各地废止。在南方政客眼里，不让黑人进白人的医院要比帮助贫穷白人获得治疗更为重要。

杜鲁门医疗政策的失败预示了“新政”联盟的最终瓦解。南方白人对经济平等的支持一向半心半意，这一犹疑的情绪越来越强。常见的说法是，当民主党开始郑重其事地看待民权问题时，南方就从“新政”联盟中拔营而去。这当然是实情，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南方整体上变得富裕，它能从福利国家政策中得到的好处变少，于是南方再无顾忌，可以放肆地发挥其反对革新的天性，正是黑人的无权状态导致了这一天性。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切还远未发生。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1935~1945年，参与工会的美国劳工比例从12%上升到35%，直到1970年还有27%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工会一般支持民主党人，虽说也有例外。在1948年大选中，在两大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中，有约3/4投票支持杜鲁门。

仅工会成员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还远不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