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2 / 3）

对整体经济几乎毫无负面影响。实现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为当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范课，说明了领导力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但这些男男女女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何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又让这些变化屹立不倒？

[3] 约合69.7平方米。—编者注

04 那个年代美国很平等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选举权越来越普遍

南方是国中之国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平等年代的两党政治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几乎无不熟悉一张照片：哈里·杜鲁门手举一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初版，笑容满面，报上的头版头条是《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杜威没有。1948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威几乎必获大胜，但最后却是杜鲁门获选，这实属美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转。

杜鲁门一鸣惊人式的胜利已成为永载美国政治史册的时刻，也应铭记的还有在竞选中杜鲁门的支持者如何高呼：“给他们地狱，哈里！”但我可以断言，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杜鲁门把地狱给谁，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杜鲁门大体是一个外交家：他主持制订了“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在柏林和朝鲜与斯大林对峙，并将美国带上了最终赢得“冷战”的轨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并非总统竞选的关键议题，一是由于“冷战”尚未真正开始，二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强烈的反共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1948年选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共和党人或许会把罗斯福取得的国内成绩全盘推倒。

托马斯·杜威想在选战中用一些美国当时的著名棒球手约吉·贝拉（Yogi Berra）式的庸俗话来安抚选民，例如“诸君之未来仍在诸君之前方”。但杜鲁门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从而将大选变成一场针对“新政”的全民公决。

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共和党领袖已经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社会的永久性特征。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现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斗争，而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夙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主义、发战争财。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有组织的财阀把持的政府与有组织的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词，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的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20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