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部分（2 / 3）

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篇章。

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同时，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不仅经济发展平稳，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的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医疗保险。而且两党合作确有一定意义，尽管在越南与种族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尽管出现了尼克松等人的丑闻，美国的政治进程基本上还是由两党共同执掌的，其成员在根本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并非一向如此，我们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来看，美国昔日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保守派”。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的收入不均与20世纪20年代的不平等同样严重，而政治的两极分化也和那时差不多。

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并不是说两党都在走向极端。一方面，很难说民主党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在福利、税收等经济问题上，克林顿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松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右倾更为严重了，这只需要比较一下小布什强硬的保守做派与福特的温和作风，便一目了然了。事实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已不只是要将美国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之前。

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党合作时代的开始与终结均反映了共和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一些曾激烈反对“新政”的共和党人或是解甲归田，或是自知无力回天、主动认输，于是开启了一个两党合作的新时代。具体来说，1948年杜鲁门赢得了总统竞选，这令共和党人懊丧无比，此后，共和党领导层被迫承认，“新政”难以动摇。为求自保，他们不再试图逆时代而行。而当美国政界的一股新激进势力接管共和党之后，两党合作的时代便终结了，新一轮党派纷争接踵而至。这股势力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它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选之后，两党之争达到高潮，获胜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尔（Keith Poole）与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所指出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他们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记录国会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其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时，共和党人表现为左倾、向民主党人靠近，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党合作的成因，而之后共和党人右转，又造成今日两党攻讦倾轧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30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