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3 / 4）

的成员，他通过《解密》修成正果。

“正果”的意思有三：

其一是，在《解密》中，博尔赫斯式的世界观充分地转化为中国经验，它不再是外来的偏僻异教，而是对本土历史和生活的一种独特想像。

于是，有了其二，这种想像对应着中国现代思想中那个缺失的、或者晦暗不明的区域——科学的边界在哪里？知识的边界在哪里？理性的边界在哪里？如果说，此前的博尔赫斯式的玄想不过是无根之谈，那么《解密》却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我们现代思想的简陋和天真之中，它从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混合着浮士德式的疯狂和英雄气概的汁液，邪恶而绚烂。

那么其三，麦家所长期坚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种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时，在这条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

C．写作我记不清和麦家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间，2002年？应该是的。但是由于此前我们已经有了很长的交往，初次见面倒像是无关紧要的仪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闹闹哄哄，正忙着打躬作揖。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对写作之外的麦家了解非常有限，写《麦家其人其文》这样的文章，最恰当的人选应该是何大草，他们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个盛产诗人和美女的城市，该二人自成一类。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之外是什么样子其实无关紧要。这不是在谈论一个批评理论问题：是不是应该从其人认识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国习惯中，人与文的问题常常被摆成犄角之势，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论者热中于让这两者相互支援，互张声势。这是一种谬误，而且是更为普遍的谬误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诸种价值各有其方向和边界，不能理解在诸种价值之间存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冲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样，谈论一个人和谈论一个作家也必须施用不同的价值尺度。我们喜欢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结果呢？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

——这是题外话，现在还是谈麦家。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写作中的麦家，有时我们会在电话里谈很长时间，这种关于写作的交谈使我意识到，偏执狂是软弱的，很少有人像麦家那样敏感地经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

当然，也许写作过程大致都是如此，每个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麦家和他的导师博尔赫斯一样，把写作行为本身当成了世界本质的某种演练，或者某种暗示③……

文／李敬泽

①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许是复杂性，现在我落下的每一个文字或许都是一种证据。我要说一说本文的“身世”，因为本文和这里应该放的文章明显存在着一定距离，我将陈述的就是想拉拢这个距离。是2003年春，我给《山花》杂志投了一篇小说：《让蒙面人说话》。不久，我接到何锐主编的电话，表示了他对该小说的好感，并决定他们将放在一个特定的栏目推出。所谓特定，就是要配发一篇有关我和我小说的印象性的东西。谁来写这文章，何主编给我自己定人的权力，但我确定了人后，他又认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议我最好请敬泽先生来写。我说他我可能请不动的。何主编倒爽快，说那你不管了，我来落实吧。果然就落实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有远距离又真切的关怀和指明。这次《解密》再版，编者希望我做个跋记，我以此代劳，恰好证明我对此文的偏爱，同时似乎也说明我不擅长作这类文章，甚至还有点畏惧。

②《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说，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基本上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清晰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就经历了几重变换：解放军、武警、转业军人、国家干部、有职无业人士等；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总算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