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3)（8 / 11）

出场，因此不可能对他的一生进行充分展现和评价。小说中所涉及的与李鸿章有关的重大事件：一为香港拓界，一为甲午之战，而在这两大事件中，他都负有出卖国土的历史罪责，无论如何是逃不脱的。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应邀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这番话划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晚清政府、与李鸿章的根本界限，香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出卖、被英国强占一个半世纪的惨痛历史，终于在1997年画上了句号，而当年亲手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将神圣国土拱手让人的耆英、伊里布、奕訢、李鸿章、许应骙以及他们背后的主子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的历史罪责则永远也不能解脱。

李鸿章在香港拓界中的责任，本书中展现得比较充分，而关于他和甲午战争的关系，则有必要再说几句。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方总指挥，失败后又是签订《马关条约》的中方代表，所以，只要一提起甲午战争，就必然要涉及李鸿章。百余年来，已有无数专著、史论、笔记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评价那场战争以及失败的原因，其中有些观点，是为李鸿章开脱责任的，试举例并分析如下：

一，有论者认为，光绪皇帝受翁同龢、文廷式等一些文人鼓动，贸然对日宣战，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言起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陆海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孝钦以勋旧倚之，謇等权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于是延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刘声木在《苌斋四笔》中说：“日本本无侵占朝鲜与中国寻衅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

此类论调，把甲午战争说成是几个文人为了“功名自见”，“密通宫闱”，光绪皇帝受珍妃“日夜怂恿”而造成的，不仅把一场反侵略战争庸俗化了，而且为日本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实在不值一驳。事实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迅速成为东方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急于向外扩张，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早在1874年就曾以武力侵占我台湾南部的琅桥岛，1879年又吞并琉球为“冲绳县”，至九十年代已作好了吞并朝鲜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外相就曾对以保护使馆和商民为由赴朝返任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训令：“不惜一切代价，挑起中日冲突。”足以说明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此时，由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对日本的扩张积极扶植，英国为牵制俄国对中国的扩张，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也采取鼓励态度，俄国则因为在欧洲与德国、奥匈帝国的争夺牵制了力量，无暇东顾，也希望中日之间早日形成和局，以免得日本在华攫取太多的利益。国际环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有利，而那场战争又不可避免，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奋起抵御外来侵略，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而实际上，当朝鲜政府最初向中国求援时，倒是李鸿章首先听信了袁世凯的鼓动和日本驻朝鲜使馆一名译员不负责任的许诺“我政府必无他意”，未经请示光绪皇帝便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于1894年6月3日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练旅一千五百名进驻朝鲜，如果说“冒险主义”，那么这顶帽子扣在李鸿章头上倒是更合适些。但当战争打响之后，李鸿章却又寄希望于英俄“调处”，消极抵抗，畏敌如虎，贻误战机。光绪皇帝在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仗已是非打不可了，一位刚刚“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在面对外国入侵时，不畏强暴，力排“主和派”的悲观投降论点，坚决抗战，尤其是敢于“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实属难能可贵。直到《马关条约》草签之后，光绪皇帝仍然主张废约再战，他虽然最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的威逼之下不得已批准了和约，但内心极其痛苦，哀叹“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签署朱批时“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泪，奋笔书之”。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像磐石般压在他头顶的慈禧太后，甲午战争会是这个结局吗？

二，有论者认为，中国海军武器装备远逊于日方，而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又因与李鸿章有隙，挟私报复，在经费上卡李鸿章的脖子，使战争失利。李鸿章在1894年8月29日的奏章中说：“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使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