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潮涨潮落 (1)（5 / 11）

“是的，”梅轩利说，“就像对康有为那样，他来到香港的时候，我曾经亲自到码头迎接，并且为他安排了住处。康有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这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英国政府对他的行动很为关注……”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迟孟桓脱口而出，“英国要利用康有为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政治筹码，康有为要利用英国提高自己的身价，扩大政治影响！”

这番话说出了口，迟孟桓被自己的唐突吓了一跳，谁知道对方爱不爱听？

“嗯？”梅轩利却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刮目相看，“迟先生倒是很有政治头脑！”

“不敢当，”迟孟桓受到鼓励，故作谦虚地笑笑，却更加放胆说，“我只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罢了。而各国之间的政治较量，也无不以经济利益为重要目的，其实也就是相互在做生意。康有为过去曾经多次来港，搜求图书，研究西学，对英国的社会制度十分向往，他在国内发动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以英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试想，如果他成功了，中国必然会向英国靠拢，英国的在华利益也必然会扩大。但是很不幸，他失败了！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就像破产的商人一样，没有了资本便立即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所以，港府和阁下本人对康有为的接待，以迟某愚见，仅仅是出于礼仪的考虑，他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了。如若不然，那又为什么不把这张牌捏在自己手里，而放他远走日本呢？”

“哈，哈哈……”梅轩利哑然失笑，好似魔术师不期然遇到了一位同行，“迟先生何必把话说破？也许将来康有为对我们还会有用处的！”

“是，是，阁下看得很远！”迟孟桓连忙附和。

“嗯，你请坐。”梅轩利看他还站在那里，便指了指椅子说。

“谢谢，”迟孟桓在刚才的那把椅子上又坐了下来，他已经感到对方不再把他当作外人了，心里踏实多了，便接着说，“不过，我还是要提醒阁下，易君恕这个人毕竟不同于康有为，他不具备康有为那样的政治影响，也没有在海外和中国政府抗衡的能力，只不过是一个丧魂落魄的亡命徒而已。我以为，这个危险分子潜藏在香港，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首先，他的存在对香港的治安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会为这里的华人提供一个坏榜样：既然个人可以反对政府，老百姓可以谋杀国家元首，那么，还有什么坏事不可以做？我想，阁下一定对香港刁民的低劣素质深有体会，决不会允许什么人在这里从事政治活动，引导他们造反作乱！

梅轩利注意地听着，点了点头。

“不仅如此，”迟孟桓继续说，“如果我们允许被中国通缉的逃犯滞留香港，还将给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带来麻烦，有百害而无一利！康有为在香港的时候，广东方面就极为紧张，他们曾经采取种种方法，试图捕获、刺杀康有为，以消除隐患，这也是康有为不敢在香港久留而远走日本的一个原因。那么，易君恕潜逃香港，也迟早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如果等到他们为此公开向港府提出交涉，岂不是太被动了吗？”

“嗯，”梅轩利沉思着说，“你的意思是……”

“阁下，依我之见，还是早一些采取主动为好，”迟孟桓眼看这位阎王已经被他说动，赶紧献出自己成竹在胸的计策，“阁下可以依照《维持治安法例》，以‘危害本殖民地治安和正常秩序’的罪名把他拘捕，然后移交中国当局，不但为香港避免了许多麻烦，而且对于改善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是大有好处的！”

“当然，这并不难做到，而且过去也有过先例可循，早在1865年，香港政府就曾经把逃亡到此的太平天国人士引渡给中国政府，”梅轩利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有些犹豫，“不过，港府在1889年发布的第二十六号法例中又作了新的规定，今后中国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这就有些麻烦，如果我们对这个易君恕采取引渡的办法，将和政府的法例有所冲突。不，迟先生，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我们不能自相矛盾，损害了香港的形象！”

迟孟桓心里“咯噎”一声，本来顺理成章的事，不料梅轩利却中途又退回去了！哼，迟孟桓在心里说，什么“法制社会”，什么“香港形象”，还不都是骗人的把戏？你们英国佬在香港从来就是无法无天，连警察都执法犯法，你自己刚才还说“这是大英皇家警察部队的极大耻辱”哩，现在倒跟我咬文嚼字，援引起什么法例来了，真是可笑！……这些话他当然不敢在梅轩利面前漏出半句，只能在心里紧张地打主意，搜肠刮肚地为惩治那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易君恕寻找法律依据……呃，迟孟桓突然想起了一条现成的法例和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如果不是在警察司的办公室里，他会兴奋得跳起来！

“请问阁下，”他这次聪明地避免了在警察司面前班门弄斧，而采用了虚心请教的方式，“我记得在1896年也就是前年4月，前任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驱逐孙逸仙出境，所依据的是哪一条法例？”

“哦，是的……”梅轩利也想起了那件事，“孙逸仙阴谋推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