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 / 2）

自三月份初开始，大清皇帝听政的地方又仿照康熙年间的旧制改到了乾清门，同治皇帝先搬居住地点，再搬办公地点，所有人都在猜测接下来该换什么了，但是一连半个月朝廷方面都没什么动静。众人的警惕心才刚刚放下，一份“罪己诏”却在紫禁城内横空出世，中央的内阁，军机处，各部各院各衙门自主学习最高指示，地方上的则是各省各府各县层层向下贯彻，甚至是田间地头的都要各地方官员指定专人诵读之，务必要把皇帝的忏悔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边边角角。

“罪己诏”由皇上亲自列提纲，军机处略作补充，然后交给翰林院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们加以改进润色。同治朝不比前面几代衣食无忧，物质充裕，这里赔一点，那里送一点，国库里基本上没什么闲钱，能集资弄个康熙词典，四库全书什么的给读书人修着玩儿玩儿，找点事业追求，添点儿生活乐趣，而翰林们本身就是多愁善感的文化人，哪受得了饱食终日却碌碌无为眼见是垂垂老矣更难有作为的精神折磨，这回上头好不容易给派了个差事，一时间想来老龄化严重，平均年龄一直保持在半百以上的翰林院竟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人人都更相庆贺，跃跃欲试，势要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好好表现一把，但同治皇帝却一点也不给这些当世的文豪才子们一展风采的机会，特地下达圣谕，明确指出此诏书严禁堆砌辞藻，故弄玄虚，罗列典故，更不能有推诿狡辩之词，简而言之就是要比刘玄德的眼泪看着还诚恳，要比白居易的《卖炭翁》还听着通俗易懂，要知道这从繁入简难，翰林院里的“玉堂仙”们阳春白雪惯了一下子要他们搞通俗文学，任谁也一下子转不过来这个弯儿，偏偏皇帝这回还审查得特别严格，一点儿不满意就发回去重新再写，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十来天，眼见着翰林们的骄傲基本上被一遍遍的返工打击殆尽，皇帝才算是把他们的劳动成果接收。

于是乎这篇包含着翰林院心血的“罪己诏”一经传达立刻起到了比几十年前流行的《石头记》更加显著的催泪效果，还没渗透到基层就已经把试阅之的各级官员给感动得涕泪横流，立刻燃起肝脑涂地，报效朝廷的满腔热血，一改文质彬彬的文人雅士做派，二话不说就撸起袖子，全力以赴着手进行宣传，老百姓们更是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也有接圣旨的机会，加以受到知县老爷的激动情绪和天子的“罪己诏”之言辞所构成的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更是对皇帝感恩戴德犹如亲生父母，其所传读之处是农者耕而忘食，妇人织而废寝，各地乡绅自发组织修缮水利工程，能者出其智，贫者出其力，富者出其财皆欲以丰年以酬陛下之圣眷。

同治这边也并没闲着，趁热打铁，“罪己诏”的余温未散，皇帝后脚已经开始打他年号的主意，和他的智囊团思来想去一致觉得毕竟是慈禧太后钦定的“意义深远”之年号，现在堂而皇之将其替换，恐打草惊蛇，徒增圣母皇太后猜忌，换是换不得，不过可以在定义方面做一点微调，现在西方国家不是都在讲什么天赋人权，讲什么自主自由吗？我泱泱中华亦有以民为本之传统，所有这“同治”已经不能再仅仅是与众臣同治天下，而应该是与民同治天下。

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是年轻的皇帝在向天下臣民通报着这样的信息——朕要洗心革面，匡扶正统。

按照大清国的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而言，要说对皇帝的态度转变感觉最明显的第一位当属皇城里的太监，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位于隆宗门的办理军机处。

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是大清国最高行政机关，虽然在咸丰过世之后一度出现过要让位于后起之秀——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态势，但随着恭亲王奕的失势，这态势最终没成事实，直到此时即同治十三年，军机处这个众政府部门中“一哥”的形象始终未有要减半分光辉的意思。

当然军机处相对于大清朝的国家机器而言还算是个很年轻的官署，其设立于雍正年间，在此之前，国家的最高职能部门一是皇帝，第二位名义上虽然是具有满族特色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但通常能把皇位坐稳的都明白自家兄弟在特定环境下或许用得着，但是绝对信不着，所以大清集团实质上的“二当家”则是沿袭明制的“内阁”，双方合作百来年，虽然时不时有点小摩擦但总体来说也是比较愉快，其二者一起引导的大清帝国也是蒸蒸日上，满汉和睦，四海安泰，万国臣服，俨然是一个无冕的世界之王，谁也看不出“内阁”的稳固地位会有被其它机关取代的一天，更确切一点说，应该是在“内阁制”已经延续了四百余年的清朝中期的社会整体观念中，“朝廷中的最有发言权的机构是内阁，”和“国家必然要有一个君主”一样成为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

更何况，内阁所展示的形象比皇帝还坚固，且不论内阁里面那些铁骨铮铮，口若悬河，以进言被贬为荣，以劝谏被斩为无憾的士大夫们常常让君主哑口无言，备受掣肘，前朝把嘉靖折磨得神神叨叨，成天就指望着得道升天脱离苦海，万历更是心灰意冷就知道鼓弄他那几个木板用繁重的体力劳动逃避现实，掰指头算算，这内阁制实行了四百来年，别说龙椅上的“朱颜”变了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