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二章 缅甸悲歌(七) 字数:7372（2 / 4）

，不值一顾；认为这种话不过是一些政府惯于用来掩盖其自私目的的骗人的面纱而已。但是，这种否定的看法在不少的西方人眼里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军队对战争的看法确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日军宣称，它在亚洲正如在本国一样，承担着一种天然的使命：根除它所认为的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影响。此外，成功地建设大东亚，对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达到它所渴望的经济上自给白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满足它内心的宿愿，即承认日本为亚洲的伦理上和文化上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为“亚洲的曙光”。从本质上来说，不管日本人对此是否意识到，他们渴望在亚洲起中国人在中华天朝全盛时期曾起过的那种作用，那时候，北京的天子“统治天下”，中国被它的邻邦看作是文明的发源地。

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把他们杀掉；但是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之，他们就会倒霉。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惩处。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

既然日本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复。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象牛马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关内，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以此来让当地的百姓放弃反抗日军的想法。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暹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事实上，谁都不清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字”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