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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身为团政委，我深感肩头的担子很重。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已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提议：湘南地区有过暴动的历史，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而且不是国民党军防守的重点，兵力不多，构筑的堡垒很少，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根据与敌征战多年的经验，也向中央建议：以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进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中央率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如果中央红军按照用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改变原定计划内，实行新的战略，也不失为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这两条建议都被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绝，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西钻进蒋介石设置好的口袋，与敌人作面对面的硬拚，这就注定了湘江战役的惨烈。

二、桂军“送客”放开一条大道，红军却没有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

在第四道封锁线上，蒋介石最不放心的的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此前蒋、桂几度勾结、也几次分裂，桂系集团高层内部一致认为：“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积极参加了地方实力派掀起的几次反蒋战争。蒋介石的两次下野，都直接与桂系有关。长期以来，蒋、桂之间的疑忌很深，蒋介石也看到了这点。为了拉拢桂系，利用桂军，他在发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慷慨许诺：“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并随即派飞机送去两个军3个月的开拨费100万元、堵剿计划和电台密码本等等。李、白两人也复电“遵命办理”，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有力量在境内外堵击红军，暗示不希望中央军趁机入桂作战。表面上，桂系除大张旗鼓修碉堡筑工事外，还积极响应何键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11月16日，湘、桂双方在广西全州召开会议达成“全州协议”，议定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与湘军衔接。

当然，桂系也有自已保存实力的小九九。

11月上旬，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连续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堵红军的对策。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在会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认为红军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攻四川。这三种可能性，他认为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所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而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也符合红军的作战战术，因此第二种可能性次之；而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很难立足，第一种可能性最小。

桂军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刘斐估计：红军虽然失败了，但仍有一、二十万的兵力，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一个集团军两个军16个团，总共才20000多人。他特别提醒与会者：“如果我们以20000人去堵200000人，肯定会被红军吃掉。古人云：哀兵必胜，红军到了无路可走时，拚死战斗，我们肯定会被吃掉的。老蒋的阴谋是叫广西军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利。如果我们打输了，共军进入广西，老蒋就说‘我来替你剿’，到时广西就是他的了。如果侥幸打胜了，广西也已疲惫不堪，老蒋会说‘我来为你善后’，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名义吃饭，也会顺利地进广西。这个仗的确不好打。”

几次会议研究的结果，桂系最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是“送客”，即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内地，但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保全桂军的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具体做法是放开一条道路让红军从北部经过进湖南、贵州，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敷衍蒋介石。

会后，白崇禧立即部署第十五军在灌阳、全州一带占领阵地，第七军则控制恭城、兴安一线，作出侧击阵地。据说，白崇禧在视察防线时兴致很高地对十五军军长夏威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虽是笑谈，其心态倒是真实。

就在桂军逐一展开部署期间，白崇禧收到潜伏在南京内线的密电，称：蒋介石已定下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从龙关虎两侧地区流窜广西、广东，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中央军的大举进入，从而达到桂系、粤系、红军俱除的目的。据时任桂军兵部参谋长的汤圭回忆，白崇禧当时气极败坏地咒骂：“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立即命令转移桂军主力扼守龙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