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芝麻小官。（5 / 10）

子，被扼杀理想，连一个正常男儿想奋发图强的正常心理都被残忍压制。他有什么理由不恨赵宋呢？赵宋何时视其为忠良，他何必以忠良报之？

更何况前车之鉴让人心寒。

金国的劝降书里说得好：“……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说得非常对，忠到岳飞的程度，不过是被冤杀而已。吴曦拿什么与武穆王比，他当然不要那样的结果。想到这些，对吴曦的憎恶有点提不起劲了。何必呢，此时的赵宋，除站到了民族道义的制高点之外，根本没有让人效忠的理由。

回头说平叛之后的蜀川。先是奖赏，其规模之大、赏赐之巨是前所未见的。有四百二十余名将领或建节，成为军阶最高的节度使，或自身授郎。全军约七万人升三阶官，少数升五阶官，统计迁转官达三十万阶。为这次群体升官，此后四川总领每年要多支钱物二百八十余万贯。

这还不包括对平叛将士一次性赏赐的金七千两、银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两、钱八万二百五十引、绢六十一万七千匹。

如此巨赏，很让人怀疑，当初冲进吴曦伪宫的人数是七十四个，还是七十四万个呢？

再说战争本身。吴曦的灭亡是猝不及防的。不仅吴曦自己，金国方面更是毫无知觉。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一边向临安方面报功请奖，一方面出川进攻，收复关外四州。

阶、成、和、风，这是蜀川的屏障，双方要点所在。按常识，想收复它们会非常困难，金军当年使尽招数，也没能夺到手，这时肯定会重兵防守。

很意外，李好义、杨巨源率领少量部队，比如步骑一千人、死士两百人，就强攻下了和州。四州相继迅速收复，这是好事，眼见蜀川恢复了正常，可偏偏又出事了。

要不怎么说蜀川就是这么邪性，在此割据的，从没有能长远过三代的。攻打此处成功的，转眼就会倒霉灭亡。

此次平叛也不例外。安丙的私心不知怎么搞的，一瞬间就膨胀了。他给临安写的报功信，对外宣称功劳是杨巨源、李好义的，事实上也是，这两人既是首倡，更是实际操作者。可安丙在信里完全归功于自己，杨、李二人只字不提。

这样做会有后患，杨、李两人难免会在知情后报复。安丙为了稳妥，把杨、李应该得到的赏赐都转交到了王喜的身上。

王喜是吴曦的亲信，川军的重要将领。吴曦叛国时，王喜是附逆的军方首恶，这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正义的代表。

王喜毒死了李好义，又设计诬陷杨巨源造反，逼其自杀。这样，蜀川权力全部落入到安丙、王喜手中，而临安投鼠忌器，哪怕知道了真相，也不敢追究，以免吴曦叛变再次上演。

好歹总算是熬过了蜀川危机，总体算来，尽管花了钱、受了惊，但对南宋来说，还是得大于失的。说钱，赏再多的钱，也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没有便宜异族人。并且给公务员加薪了，也等于间接地提升了消费力，蜀川那边的生意会加倍红火。

官衔，与加薪同解释。

更重要的是关外四州收回了，吴氏四代盘踞蜀川的隐患也解除了。杨巨源、李好义的死，纯以功利角度论，也不是坏事。

蜀川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正规国家职能部门、正规军手里，而不是民间力量分权，这对稳定全局无疑大有好处。

从宏观控制上说，南宋在战争中习惯战争，优胜劣汰，是一种如新生般的整合。这对一个老牌帝国而言，是件极其重要的好事。

可是韩国戚挺不下去了。

宋朝的立国之本——钱，终于告急，国库空了。皇家开始动用私房钱，比如太皇太后谢氏捐了一百万贯犒军，韩国戚本人也把国家历次赐予他家的金器，总和六千两黄金捐了出来。结果却招致一片骂声。无数国人说他故作姿态。

和平时代，以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独裁局面，终于在军事失利的大势下动摇了。没奈何，韩国戚决定派人渡江议和。

在他想来，理智分析的话，南宋不好过，金国一样在崩盘前夕，各退一步，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甚至是期盼的。

可是议和展开之后，他才发觉不对头。不仅金国坐地起价，搞得好像多想打下去一样，连内部也派系林立。他火线提拔起来的两淮主将丘密居然要架空他，建议议和之事韩国戚回避，理由是金国认为他是战争的主谋，是罪人，要受审判的。

韩侂胄大怒，丘密不只是背叛了他，更把南宋的利益扔到了一边。试想谈判桌是战场的延续，对方要什么，就尽量拒绝什么才对。现在谈判才开始，就应对方要求把本国的平章军国事大人踢出局了，下面的条件还用再讲吗？！

昏聩险苛，无以为甚。丘密下课。

全江南官场海选议和人员，中选的是萧山县丞方信孺。诚然，方信孺在不久之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能力，可一介县丞做主管，也着实体现了当时整个南宋官场、士大夫群落对韩国戚的对抗。

方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