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姓冯的大臣站了出来。（6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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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焞抄录了《礼记·曲礼》中的一句话寄给赵构——《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现在，金国与陛下有父母之仇、兄弟之仇，你不共戴天了吗？不反兵了吗？反而要议和。这样做孝顺吗？有礼吗？要知道国之大事，无非“礼”、“孝”二字！

赵构急得焦头烂额，他一直以来都以老妈的自由、所谓的“孝”道来做挡箭牌，这时根本无从解释、无法掩饰。他能做的只有沉默，然后迅速罢免尹焞。

一个小小的礼部成了秦桧的梦魇，挥不去绕不开。秦桧无奈、懊丧之余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他的实力有短板。他得形成一个更大的权力集团才成。目前这样事出突然，他在高层中只有敌人没有帮手，简直举步维艰。为此，他拟了一份名单，有勾龙如渊、施廷臣、莫将、沈该等亲信，并提交给赵构，请他立即将这些人安插在重要部门。

赵构同意了，下令特事特办，马上实施。

另一边，文官集团立即识破了秦桧的意图，不敢单打独斗了，想组团群殴吗？开玩笑，想都别想。这一次，由兵部侍郎兼吏部尚书张焘带头，合兵部、吏部、刑部、礼部之力，集体上书反对。秦桧不按干部考勤制度升官，建立私人小集团，他居心叵测，破坏制度！

如果这些人升官，我们就立即辞职。

赵构呆了，他可以轻松地任免某一部门的长官，可三省六部中的四部集体辞职，这让他没法承受，这会使国家大半职能瞬间瘫痪。

这还没完，国家干部基地、馆阁方面的人也站出来发言。胡珵、朱松（这是未来的朱圣人他爹）、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联名上书，哪怕不要前程，也要弹劾秦桧。这些人的文字里，以范如圭的话最为犀利，他单独写了封信给秦桧。

“……苟非至愚无知，自暴自弃，天夺其魄，心风发狂者，孰肯为此。必且遗臭万世矣！”

以上这些事、这些人，大家以为怎样？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只是一些文人之间的口舌之争，不见血、不砍头的，没啥大不了的。骂得再狠，也不见秦桧掉一根头发，中华得半分好处。

这么想就错了，毫不夸张地说，上面这些事迹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就是最——重——要。

因为它涉及风俗。

风俗是什么？在传统观念里，大家对之很轻视。所谓风俗习惯，不就是大家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不自知的一些小动作而已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这事非常大，堪称最大。风俗是由一个民族的日常习惯性思维、习惯性动作组成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性格！

一个民族地大物博又怎样？历史悠久又怎样？出产丰富，男性强壮，女性漂亮，儿童聪明，各种优秀品质集于一体又怎样？这一切都相当于一座超级恐怖的火炮阵地。什么都齐全，可缺少发射按钮。

那个小得不起眼的按钮，就是风俗。

当危机、考验来临时，全民族都得勇敢面对，敢于迎战，才能按发射钮。这样，才能万炮齐鸣，使敌人灰飞烟灭、尸骨成堆。

否则，那些了不得的素质，那座设施齐全、超级恐怖的火炮阵地，就只是一堆摆设而已。如果觉得上面说得很抽象或者夸大的话，去参照一下近百年以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英法百年战争记录，都会得到佐证。小小的岛国凭什么欺侮比之庞大、富饶不知多少倍的大国？

面对同一场战争，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决策出现？现代战争打的是纵深，拼的是消耗，那么，为什么巴掌大点的岛国敢于向幅员辽阔的大国主动叫板呢？

原因就在于民族的内核——所谓的风俗习惯、民族性格上。

这时，秦桧、赵构所看到的就是汉民族虽然大受欺侮，但没有摧眉折腰的整体性格。汉民族仍然从心底里认定自己是优等人种，是发达、文明、富裕、勇武的代名词。女真人也好，从前的契丹人也罢，都只是乘虚而入，在汉民族自我堕落时，捡了一个大便宜而已。

事实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赵佶所做的一系列蠢事，怎会有靖康之变？如果没有无厘头的耶律延禧，辽国怎么会灭亡？所谓的金国怎么会出现？

这时，面对金国的压迫，拥有强烈自尊心的汉民族集体反弹，文臣武将空前地团结起来，要求对外强硬，绝不接受屈辱的报价，向仇敌屈服！

奈何汉民族的皇帝、首相并不这么想。

赵构、秦桧注意到了风俗的巨大作用，两人在正式场合认真地讨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结论是“……待疆事稍定，当须明政刑，以示劝惩，庶几不变”。

等议和的事办成了，再秋后算账，以政府的法令惩戒说事。

也只有这一个解决办法了，因为风俗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这时，风俗的力量正排山倒海一样向他们压来！文官集团继续行动，这一次站出来的人没有之前那人的脾气好。听一听监察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