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族女人，不到十年时间竟然成了西夏第一实权人物。 (1)（2 / 11）

万人作为后备。先攻取怀州，后渡黄河，进入西夏腹地。

第四路，环庆军由高遵裕率领，蕃、汉步骑总计87000人，民夫95000人。他们是攻击的重点，先攻取清远军，目标是原宋朝重镇灵州。

第五路，泾原军由刘昌祚率领，由51062名步兵、5000匹马组成。会同环庆军攻占灵州。

综上所述，一个个数字罗列出来，稍微计算一下就让人瞳孔放大、全身发麻。五路西征，全军总计35万人，民夫20万，全加在一起是56万人左右。

想想当年雍熙北伐怎样，只不过30万人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唯此一次的攻击。宋神宗压上去的筹码，不仅是军队的数量，更是自王安石改革以来，所产生出的财富。

做出这些决定，宋神宗本人也惴惴不安，他找来了枢密院的人，问你们觉得怎样。军方一片沉默，好久之后，枢密副使孙固才慢慢地说了八个字。

——“举兵易，解祸难。不可。”

宋神宗很烦躁，像是在说服孙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西夏内乱，我不取则辽国取。难道我们要坐视辽国做大吗？”

军方再次沉默，宋神宗说的是对的，以耶律洪基没事都敢向宋朝勒索土地的贪婪，近于分裂的西夏算是什么？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陛下，这次西征的主帅是谁？

李宪。

这是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听到这两个字，军方的代表觉得一阵阵的头晕，好多好多的话堵在喉咙里，一时之间不知先说哪句好。

因为根本就没必要说，这个问题是常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犯过这种错。李宪，是一位军事型的太监，王韶收复熙河时，曾经做过副手。这是资历，并且不讳言地说，宋朝的太监与唐朝的不同，与清朝的不同，与明朝也不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男人。

第四章 真宗朝的秦翰

秦翰谦恭，《宋史》记载他“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秦翰勇武，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在成都平叛时，身中流矢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却把战功让给了部下；秦翰坚韧，决定北宋命运的澶渊大战时，身在最前线，七十余日不解甲，直到辽国退军。

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

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由一个太监来担当的！

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

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么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

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五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

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仅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

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

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

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

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

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

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

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吗？

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