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李谅祚去世，时年21岁。 (1)（3 / 12）

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

这就没办法了，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去改变国策吗？

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司马光。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

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

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抑或可怜？

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

只能是这样。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

可能吗？

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这种分析，不仅是针对吕诲一个人，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这样全景历史写作中单独论述。之所以细聊，是因为它适用于神宗朝年间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现在回到司马光的身上。他离开吕诲的尸体之后，表现得非常反常。按说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

天下的事还没有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吕诲临死的呼喊言犹在耳，司马光的反应却是向皇帝写辞职信。他请求政府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夙愿。

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允许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官场。他远远地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地盯着王安石等新法集团的一举一动。

静静地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势，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的后退，是一种策略，有时的忍耐，比当场斗出个死活更有力量。

司马光的事就此告一段落，王安石的敌人们在熙河开边前的处境也介绍到这里。最后还要再啰唆一点。前面我曾经提过的，从神宗朝开始，到北宋灭亡，一共三个主导国运，改变整个汉民族命运的政界大佬之三。

那个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熙宁三年，一个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的年青人考中了进士。他的名字叫蔡京，字元长，当时23岁。

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要说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着什么。

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时，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时，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当大祸临头时，之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到底怎样，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回顾审视它。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里，各个地点，各处势力的分布。

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比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