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脑门子的钱，无可救药的钱痨！ (1)（4 / 11）

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

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做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合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圾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简短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辞职了。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作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根本别无办法。

杀了他们？疯了吧。

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沟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沟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情！

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时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

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

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

——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

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

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恪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为了“睦邻友好”！

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理智的做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

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

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决裂了。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