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三日，攻到了广州城下。 (1)（2 / 11）

、荆南、杭州、青州等地任职，每到一处，都尽己所能地做事。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他勤政爱民的传说。

所谓游行天下，兼济苍生，他的声誉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民众的心里，他是一个官，更是一个神，或者是慈悲的菩萨。对此，历代的史书往往强调这对范仲淹的人生圆满是件好事，可都忽略了一点，以范仲淹的年龄和他的身份，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宋朝的宰执大臣自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就走马灯似的换。换的人多，走的人也多，只有欺君叛国的大罪，如丁谓，才会远贬海崖不许回京。其实就算是丁谓，也在晚年时被刘娥赦免，回京城养老。

范仲淹究竟做错了什么事，要在风烛残年奔波天下，直到劳累至死呢？

回顾他的一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符合儒家教义下的典范。就算以现代人的眼光来挑剔，他也拥有一个从低到高，顽强自立的完美人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为民族和国家做出了同时代里最大的贡献。

只是曲高和者寡，过洁人皆谤。他不被敌人所了解，也不被“同党”们理解。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异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竦。这个无耻的老滑头被赶出京城之后，只隔了一年，就又回来养老了。当时无数人鄙视他，声讨他，要他立即滚蛋。

夏竦充分发挥了他的不要脸精神，写下了这样一份保证书――“己离本职，就长假于东京，寻求医药，救疗残生，更不敢有纤毫希望干烦于朝廷。”

就此赖在京城，直至老死。

两相对比，细思量，范公遭际只能从他的为人立身的亮点上去考虑了。我想到了他的那篇传世名作《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是凡识字的中国人都曾经读过。都知道这不是在说岳阳楼，而是范公在贬嫡之路上心潮翻涌，为自己的一生做出的归纳总结。

其中有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范仲淹一生遭遇的根源所在。

他和夏竦的区别除了正邪之分，在当时的皇帝、大臣的心中，恐怕远远不如夏竦般可爱。那个善解人意的、讨喜乖巧的、从不正言厉色的、非常会享受生活的夏竦！前面提过，进入庆历五年之后，北宋仁宗朝就开始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内忧外串都没有，养得所有人都活在美梦里。

我们不说美梦过后变悲哀，黄河改道、王则、侬智高造反，只说在这段悠游岁月里，京城里的人为什么要想念范仲淹？他总是忧来忧去的，动不动就危言耸听搞新政，动不动就提醒大家要小心外敌内乱，每时每刻都不让大家过清心日子！

这样的人，就让他离远点，自己忧着玩去吧。

这就是圣人的悲哀，孔夫子不被春秋所理解，范仲淹被宋朝当作异类。他们走的都是同一条路，风景的宿命是用来路过的，再美再壮丽的都一样。谁让你不合时宜……

就连“300年间第一人”的称号，也是在宋朝不断落没，北宋亡国，南宋危急时，人们追念他，不断反思提出来的。

范仲淹谢幕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在他死时，官方纪录里只有享年64岁，病时皇帝派人送药，死后“嗟悼久之”，谥文正，赠兵部尚书，皇帝亲笔书写褒贤之碑。

真挺荣耀的。

只是翻开宋史，死后追封侍中、王爵、公爵、侯爵的大臣不计其数，派人送药更是小儿科，至于文正公的谥号，更是不说也罢，就连夏竦死后，礼部最初议定的都是“文正”。当时的知礼院司马光怒不可遏说了一句：“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谥？！”才算去掉。

还有那块褒贤之碑，还是别说了，这类碑很常见的，皇帝随手就写。范仲淹的老朋友吕夷简就得到过一块，人家叫“怀忠碑”。

忠和贤，哪个高？

宋朝最初派往南方的两人是余靖和杨畋。这就露着古怪。余靖鼎鼎大名，是仁宗朝首屈一指的言官，杨畋很陌生，根本名不见经传。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会交给他？

谁都知道，言官管的是风纪问题，和战争不贴边。既然要调动帝国的北方精英，那些有过战争经验的，如韩琦、文彦博、明镐、尹洙、张亢等人为什么不去？这就和前面所说的赵匡胤与潘美有关。长江以南，就像剑门关以外的四川一样，是宋朝鞭长不及之地。突然暴发了动乱，再派去个鹰派人物，小心两广再冒出个南汉帝国。

所以要派政治觉悟过关的余靖去，说到底他就是个监军。打仗的事呢，就交给了杨畋。

杨畋，看他的资历非常正规，他是正牌子的进士出身，可转眼之间工作就调动了枢密院系统，他当上了武将。真是没办法，谁让他的出身不对。

杨，是杨业、杨延昭的杨。他是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的孙子，杨文广的堂侄。祖孙多少代都受尽了文官的气，好容易转行了，却被一个突发事件硬生生地扭了回来。9年前，湖南方面的瑶族人造反，没有侬智高这次的火爆，可也非同小可，杨畋被调过去平叛。

他的遭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