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在恍惚朦胧间，是耶非耶，凭君自测。 (1)（8 / 11）

胤在宋开宝九年，公元974年的9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都监；颍州团练使曹翰（留意这个人）为先锋都指挥使，统军十余万，战船数千艘，并与吴越联军，分五路攻向南唐。

第一路：曹彬率侍卫马军都虞侯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顺流东进，攻取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指南唐都城金陵；

第二路：潘美率侍卫步军都虞侯刘遇、东上阁门使梁迥领马步各军向和州（今安徽和县）一带集结，直抵江边，然后待命，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第三路：命京都开封的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取道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

第四路：以宋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东南面行菪招抚制置使，率吴越军数万自杭州北上，先攻击南唐的常州，然后迎接开封水师，挺进金陵。为了关心和爱护，特派宋将丁德裕为前锋兼监军，随时关怀和指导吴越人的工作；

第五路：命黄州刺史王明（承贺州城外挖土填坑的那位强人）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牵制武昌（今湖北武汉）、湖口方向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赴援，保障宋军主力东进。

事情到了这一步，长江以北宋朝已经举国动员，南唐的周边所有要害都在威胁之下，但你能想象吗？历史居然能证明，李煜到了这时都不知道马上要出什么事！

但是这一点都不能怪李煜。不仅是他，在公元974年10月18日之前，可以说整个南唐没有一个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时间终于到了18日这一天。在长江南岸的湖口一带，整整十万人的南唐驻军突然间发现江面上出现了宋军水师，只见樯桅林立，帆带蔽空，一支规模空前巨大的舰队正从上游江陵一带顺流飘下。面对敌人，南唐军队的反应是马上收拢船只，关闭寨门，免惹麻烦。

但是他们没有心慌，因为比较常见，这是宋朝的水师在例行巡江。双方对此早有默契，宋军出现，南唐军只要收敛一下，给宋军点面子就足够了。

可是今天就稍显不同，船只渐渐地近了，又慢慢地远了，可是却怎么也看不到它的尽头。因为在前面的战舰后面，居然是无边无沿的巨大的竹排、满装着绳索的民船，以及数千只怪模怪样的不知装着什么，要做什么用的大船。这让南唐的湖口驻军看得目瞪口呆，等到他们终于勉强回过神来时，宋军船队最前方的战舰已经远远地越过了他们。

也就是说，南唐的最前沿防线，湖口，已经被突破了。

这是在水路。在稍晚些的闰10月5日，南唐与原荆湖交界的池州地段，南唐池州守将戈彦也发现了宋军，他的反应是主动打开了城门，捧着大批酒肉出去欢迎并犒军。

要注意，他没有叛变，更不是变态，这就是当年南唐军队与宋朝军队的主仆式关系。通常，宋军在吃喝一阵之后，就会好来好走。但是这次不同了，宋军一拥而上，直奔城门，当戈彦明白过来时，他能做的最大程度的反抗就是把自己救了出来。

他逃了，池州像湖口那样未经战斗就被宋军拿下。

征讨南唐的战斗就是这样打响的，就在这种时刻，国门已被打开，李煜却还蒙在鼓里。历史记载，这位善良得近乎天真，淳朴得有些愚蠢的南唐皇帝在这时，还派出了自己的另一个弟弟江国公李从镒、水部郎中龚慎修，带着贡帛二十万匹、白金二十万斤再次入开封，向赵匡胤朝贡。而赵匡胤当时正站在开封城外汴水的长堤上目送自己的舰队向前开去，去征讨李煜……

在这里，就不要再嘲笑李煜了。他是有错，尤其是亲自下令处死了自己最强的水军将领，不然湖口方面要是有林仁肇在，不管能不能拦住宋军水师，林仁肇都会冲出去的；而在池州，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李煜怎样强调“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把关的将领都有自己的职责。但他们也是无奈，翻阅宋史，里面隐藏着一个相当不正大的现实。

不管赵匡胤怎样以光明面示人，也不管后来的史官们怎样矫饰掩非，宋朝开国阶段的战争从来都不按规矩办事。什么是吊民伐罪？什么是传檄而定？哪儿来的召见使臣、断绝邦友、递交战书，然后才正式开打这些烂规矩？出身于职业军人的皇帝只知道一点，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迅速决定胜负才是仁慈。

因此无论是对荆湖，还是后蜀、北汉、南汉，乃至于现在的南唐，宋朝从来都是偷袭战、闪电战、不宣而战。

但是对李煜来说，这些都不对。一个读书明礼的人不能轻动刀兵，就算迫不得已要粗鲁些，也要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和一些必须得走的过场。

比如说，当李煜看清形势之后的第一个决定，是先恢复了自己的皇帝身份。其理由充分——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嘛，他要以堂堂的南唐九王之尊来对抗外敌的侵侮，而且这样也好能唤起南唐民众的敌忾之心。

但是非常遗憾，这也从根本上把这场战争的性质